【编者按】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回答和交流。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认知当下和眺望未来。《中国汽车四十年》通过国内４０位资深媒体人对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件大事的回顾和还原，呈现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全书分为四个版块，分别为“破冰之举”“第一支柱”“驱动家国”“改变格局”。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连载，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

幸福的车企都是相似的，不幸的车企各有各的不幸。在广州这座千年不衰的商业城市，藏着一段悲伤的记忆。1997年，负债累累的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下称“广标”）被法国标致以1法郎的象征性价格卖掉，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狮子”从此消失在广州黄埔大道东。

曾经，标致的“狮子”商标的品牌知名度，在国人眼中甚至直逼奔驰、宝马。风生水起之时，标致汽车几乎都要攀关系、走后门，靠特批的条子才能买到。然而，十二年跌宕起伏，广标由盛及衰，陷入车辆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债务堆积如山的绝境，最终不堪重负而破产，一时引起中外汽车界的震惊 。

一度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广标，为何结局会是飘散如烟，成为广州汽车工业的一大败笔？翻看历史的胶卷，回溯那一段灰暗历史的源头和轨迹。

“狮子”来了

广州，作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又毗邻港澳，在地域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1985年3月15日，广州汽车厂与法国标致、中信汽车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法国巴黎银行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共同组建广标，五方股东的股比分别是46%、22%、20%、8%和4%。此时，北京吉普、上汽大众等合资公司刚成立不久，广标与它们一起掀起中国汽车合资的第一波高潮。

广州的汽车工业起步不晚。据原广州市政府汽车工业办副主任胡象生的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州汽车厂生产“红卫牌”汽车，羊城汽车厂生产轻型车，交运系统生产越野车等，皆在探索广州汽车工业发展的道路。无奈，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投资的匮乏，始终成不了大气候。

1969年，广州汽车厂投产“红卫牌”货车，起初在汽车等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也曾畅销了几年，但因广州的技术水平毕竟差距较大，无法与一汽“解放牌”、二汽“东风牌”竞争，到1979年不得不停产了。为了生存，广州汽车厂从1980年起开始生产大客车，可以勉强解决全厂职工的吃饭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内客车生产厂点较多，大客车也无法形成广州汽车厂的强势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以张伯华厂长为首的厂领导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引进技术，生产轿车。这对于当时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汽车厂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

然而，张伯华等人信心坚定，认为汽车工业不与国际接轨，难有大的发展，他们积极寻求合作伙伴，与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汽车厂商都接触过，但这些国际车企都不愿到广州与他们合作。最后，通过有关人士的牵线，法国标致愿意进驻广州。

在几年谈判过程中，凝聚着多方的心血和汗水，包括相关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

陈祖涛是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等职位，他在《我的汽车生涯》一书里谈道：“1985年初，时任广州市长的叶选平来北京找到我，要求我同意给广州批一个汽车（皮卡）项目。叶选平和我是多年的熟人和朋友，但批汽车项目，这可不是个小事。更何况，我个人无权批。于是我告诉他，我无权批汽车项目，汽车项目需要计委批。”

叶选平说：“我这个项目只有1万辆，又不是什么大项目，还要开会研究？我们广东长期处于国防一线，几十年来，国家没有任何项目投入。现在改革开放，全国都在发展，广东经济底子薄，那么困难，现在我们自己想办法找项目，又不要你们拿一分钱，你还这样卡我们，真是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陈祖涛的这一段回忆，反映出广标这个合资项目来之不易。经过多方相互博弈、争取、让步等之后，终于促成此项目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产业在政策和机制上还不成熟，加上五方股东组成的庞大复杂的股东结构，各自的出发点、经营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背景等均存在差异，这些都为后来广标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主编点评

广标出局教会了什么?

广标出局是广州的痛点，说大一点，也是污名。即便是今天当作“忆苦思甜”来炫耀也未必光彩。因为，这是对违背规律和初衷的惩罚。好在上帝眷顾广州，给了纠错的机会，但不等于以后不会犯错。

广标的幸运就在于下手早，尚未对手，没下功夫就捞到了好处，将皮卡变为轿车的聪明，抓住了汽车需求饥不择食的机会，一俊遮百丑。然而，不幸也就在于此。一旦受政策和市场的波动就显出原形——尝到了没有零部件基础的苦头，同时也暴露出上汽车项目准备不足的缺陷，至少与上海上轿车项目的初衷相距甚远，起步就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业界常拿这两个项目作比较，旨在阐释，发展汽车产业必须遵循规律，合资只是手段，建立自己的汽车制造体系和研发能力才是关键。不能本末倒置，急功近利。由此告诫，汽车竞争也决不仅仅是产品竞争，而是体系化竞争。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国产化”。广州把上轿车看作了单纯的经济项目，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构建先进制造业的机会，而上海则把它看作改造行业的抓手，捏住了命运的咽喉。出发点不同，结果也就各异。当广标形成年产15万能力时则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而上汽大众形成年产20万辆时则已全部国产。他们的得失之间就在于初心和战略。  

因为有了这样的教训，广州再次抓住更换合资对象的机会，摒弃以往的思维，从关注品质和商品力入手，用“起步就与世界同步”的策略，领先于对手，并以经济规模绝地反击，开始复盘，以小博大，注重体系能力建设，赶上大势，没有掉队，创造了广汽高速发展的奇迹。故有人说，祸兮福所倚。但仔细推敲，这不都与反省回到发展汽车的初心有关？（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李溯婉，从事媒体工作１８年。２００４年加入《第一财经日报》，现为高级记者。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