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汽车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最为紧密的晴雨表，它既是时代记忆也是社会表情。《中国汽车四十年》通过国内40位资深媒体人对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件大事的回顾和还原，从而呈现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全书分为四个版块，分别为“破冰之举”“第一支柱”“驱动家国”“改变格局”。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连载，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

20世纪80年代，当第一辆桑塔纳在上海安亭的上汽大众（原上海大众）汽车工厂诞生时，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曾断言：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宛如在一个荒败无援的孤岛上生产轿车。如今，全球无人再敢忽视上汽大众这家中国汽车巨头。这个最初投资几千万元的上汽大众，已经成为大众汽车在全球最赚钱的子公司之一，其资产已超过当初中外双方投资的100倍。如今，上海大众已经更名为上汽大众。2017年，上汽大众继2016年之后销量再次突破200万辆，达到206.31万辆，同比增长3.1％，蝉联乘用车年度销量冠军。

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事件中，上海有三桩不得不提的大事：浦东开发、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和上汽大众的诞生。更有意思的是，上汽大众的孕育和成长，几乎和中国改革开放同年：从1978年开始上汽大众的合资谈判至今，恰好四十载。

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为大众与上海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海派文化是在中国江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开埠后传入的对上海影响深远的、源于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主要特点是：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等。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正是这种文化氛围成就了中德双方30多年合作的土壤，同时也造就了上汽大众独特的企业特色。

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搞合资

与浦东开发、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一样，上汽大众的孕育和成长，是上海人抓住改革开放机遇的一桩佳话。据时任上海机电一局局长的蒋涛回忆，“那真是一次千载难逢发展上海轿车工业的机遇，我们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遇。”1978年，蒋涛接到了一项重大的使命。这就是中国汽车史上著名的“上海轿车项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经拥有一汽、二汽、北汽，卡车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然而，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饶斌却认为，我国轿车工业的基础太薄弱、规模太小。“轿车工业是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没有像样的轿车工业，不能算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饶斌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中国轿车工业的飞跃。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为了加快我国工业一些行业的技术改造，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向国务院建议引进一批装配线，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同时借机改造工厂。饶斌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向上述三个部委建议，“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放在上海，改造上海轿车厂。”当时国内真正能够批量生产轿车并且拥有装配线的只有上海轿车厂，而且上海工业基础好、科研人员多、技术力量强，因此三部委采纳了饶斌的建议，并将其写入了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

据蒋涛回忆，“当时中国生产的轿车只有两种——上海牌轿车和红旗轿车，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每年进口车要花国家大量外汇。一汽‘红旗’专供高级官员与接待外宾用；上海牌轿车是50年代水平的仿制车，产量也少，年产量从未超过3000辆。引进一条来件装配线规模是年产3万辆，80％出口，20％内销，这样既赚了外汇，又减少了进口，节约了外汇。”国务院要求有关部门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实施上海轿车项目，即从国外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用轿车出口的利润来补偿进口技术装备和零部件的费用。1978年9月，当时的一机部外事局根据上述要求向美国通用公司和福特公司、法国雷诺公司和雪铁龙公司、日本日产公司和丰田公司、德国奔驰公司和大众公司等国外知名汽车制造商发出了邀请函。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关人员抵达北京。时任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经理的仇克根据补偿贸易原则，提出从对方公司引进一条可以年产15万辆轿车的装配线，其中80％的产品由中方负责出口，用以补偿进口装备和零部件的费用。然而，通用方面却认为补偿贸易的方式难以实现外汇平衡，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合资经营。

饶斌也认为，如果采用中外合资经营的方式，外方必须把其最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管理模式提供给合资企业，以提高合资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这对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然而，合作方式的改变超出了中方代表的权限，饶斌只好请国家计委有关领导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请示。

蒋涛回忆，1978年11月9日下午4时，上海市有关领导接到一机部汽车总局王恩魁打来的长途电话，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已向邓副主席请示，邓副主席明确表态：“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在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之后，中方和外商的谈判就开始围绕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合资经营等方面展开。

1978年10月到11月，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访问了欧洲6个国家、50多个企业和研究单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机械工业部组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比较系统的一次对外考察，打开了上汽大众合资的大门。

1978年11月20日，在德国参观大众公司的预备会上，蒋涛向时任一机部部长的周子健建议：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能否向大众提出与上海合作合资经营轿车厂的意向。周子健同意了这个建议，但并没抱什么希望，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们一说，时任大众董事长的施密特先生就热烈响应，（举起）双手赞赏。”蒋涛回忆：“施密特指出，大众汽车正和另一国家（事后了解是韩国）商谈在亚洲合作建厂的问题，如果中国愿和大众汽车合作，那么大众汽车将放弃与另一国家商谈的项目。并且，大众汽车愿意出资金，也愿意转让技术，将大众汽车研制的最新车型提供给上海选择。”

中方认为，大众在生产和开发方面的技术水平很高，中国可以学到很多先进技术和经验，而且大众公司车型较多，性能和质量都很好，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此外，大众公司在返销市场和外汇平衡方面也提出了有利于双方的对策与措施。因此，虽然大众汽车公司的全球战略与中国致力于轿车工业发展的出发点不同，但是双方在建设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方面却有一致目标，中国最终选择德国大众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有意思的是，当时另一位关键人物——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的秘书长也在场，这个人正是江泽民。会后江泽民亲自对蒋涛交代：“千万不要放过这一机遇，回国后抓紧向中央各部委和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请他们支持。”于是，一路通畅，上海市有关部委和市领导一致表示同意。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指示：这一项目由蒋涛负责，组织班子着手准备对外谈判。因此，蒋涛从头至尾主持上汽大众的对外合资谈判。其后，上海汽车联营公司成立，蒋涛调任董事长，继续参与谈判，并主持早期企业改造、建设与国产化工作长达20年之久。

主编点评 

改变“命运”的试点

“上海是插上一个木桩子也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地方。”这是清末民初素有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对上海的评价。时隔百年，上海一位工业家蒋涛说过，“事实上证明上海没有干不成的事（指工业项目）。”四十年前，有中国汽车之父声誉的饶斌建议把轿车试点放在上海，当作了“汽车业的试验田”。

这就回答了“轿车试点为何是上海”的理由。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细节的回顾，不难看到，发展轿车是拉开中国汽车在新时代下改革开发大幕的序曲，其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汽车行业本身，直接与一座城市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围绕上海轿车项目所产生的问题和发生的困难，以及面对的挑战，似乎都与汽车无关，故有描述，这个项目是在“破冰”。

文中详细提到“试点”的背景和面对的困难，以及观念的碰撞，尤其是合资项目“一下二停三撤”的严峻抉择时，上海的淡定与眼光，可谓超出了常规工业项目的想象。为什么？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抓住轿车项目，等于是抓住了历史机遇。当时事者和经历者，无论是上还是下，认知高度一致，并把技贸项目转变为合资项目的决策，今天看来稀疏平常，但在当时则是石破天惊，以至于惊动高层，最终一锤定音。由此， 确立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方向，由“试验田”变成了“领头羊”。

今天，当我们站在中国汽车改革开发的“源头”时，通过这篇文章的记述，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样的“试验”和“样本”，也就不会对“轿车”这个尤物有零距离的接触和感悟，也不会对“轿车”概念和意义有清晰的认识。所以，上汽大众的落成是观念和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迈出的成功一步。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抓住了机遇；对于一个产业而言，提供了发展模式；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彻底改变了命运。（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张晓鸣，现为上海报业集团《文汇报》资深记者。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制造业及汽车领域报道。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